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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官人庄饶有武--杂章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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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蒲圻茶庵岭上官仁庄 大专学历 中学高级教师 欢迎访问我的终极定型版家谱博客 http://puqirao.blo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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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封的记忆--第一篇 我家的老宅  

2012-07-06 17:38:03|  分类: 回忆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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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封的记忆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父母

上官人庄饶有武撰

第一篇  我家的老宅

尘封的记忆--第一篇 我家的老宅 - r-yw - 上官人庄饶有武--杂章乱语
 

一、我家的老宅

我兄弟都在外谋生,老宅久已无人居住,无人检修,早已倒塌,现在只能见到残垣断壁,杂草丛生,真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

 老宅在茶庵岭上官仁庄,我在这所老房子中出生,并生活了十五年。十五岁后我就出门谋生了。虽说只在里面住了十五年,可是老房子在我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无数次梦回故乡,魂牵老宅。

老宅子在村庄的中间,不知建于何时。我祖父楚泉公死得很早,在我父亲几岁时就死了,祖父是不可能建那房子的,那房子最迟是我曾祖父振波公建的。从当年房子的情况来看,不是很破烂,也不新,与上官仁庄的其他老房子比起来,是建得最迟的。可能建于晚清,那时大概有百来年的历史了吧。楼板以下是火砖,上面是泥砖,算是青砖瓦房。我们这里极少见到茅草房,只有来我们这里的湖南人住茅房。老宅圆楼方,楼板严丝合缝。楼上有一人多高的空间,可以住人,摆了大大小小几十个坛坛罐罐,大坛子有一米多高,小的只有尺把高。不知是祖辈传下来的,还是我父亲积累的宝物。我父亲把这些坛坛罐罐按大小搭配分成三份,分别放在三间楼上,准备将来分给我们三兄弟。屋倒塌后全成了碎片,什么也没有了,即使这些坛子在,我们也没有谁要,我们用不上。若是官窑产品,倒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我想这些坛子中是不会有官窑的。我曾在家里拿了一个小坛子装米,能装20斤米,这是我从父母那里继承的唯一的有形财产。希望我儿子孙子把这个坛子当官窑传下去。楼上还有一个大谷仓,约五六个立方,能装几十担谷。从房子的建筑质量来看,建房者只是一个衣食不愁的中等富裕的农民,从房子上看不出主人半点显赫与辉煌,既没有败落的痕迹,也没有新兴的迹象。老宅是我的家世证书。

房子座北朝南,是一重三间的格局,中间是堂屋,两边各一间正房,后面是三间别屋,我们这里把这种房子叫做三间三拖,也叫明三暗六。“别屋”也叫“披屋”,是紧接前面的正屋而建的,实际与正屋是一个整体,只不过是分开建的。

东侧另有一个很大的厕所,面积约有十多个平米。厕所里的主体是便池,一口大缸上放两块木板,中间的缝隙前窄后宽,成人字形,靠后斜放一块不宽的木板,大便掉在木板上再滚入缸底,以免大便溅起的粪水污染屁股,这是斜面原理的逆向运用。这就是便池。我和我二哥经常同时大便,他蹲后我蹲前。另有灰窖,做饭烧的草木灰堆放在里面。大粪和草木灰是要交生产队的,论斤两记工分,这是每家农户应尽的义务。厕所里还放了一些农具,还可以关猪,但关在里面的猪很容易发瘟,父亲说这厕所一头宽一头窄,如棺材的形状,不吉利,后来就不在里面关猪了。我想猪容易发瘟可能是空气不好的原因,厕所里没有窗户,只有一个砖砌成的十字通风口。

房子前后都有场地,是我家的宅基地。前场过去有房子,不知何时拆毁了,小时候我在前场挖过地基砖。那时前场作为晒场,母亲还在上面种丝瓜。

中国人对房子情有独钟,是世世代代亘古不变的传统追求。我父亲对我们兄弟说过他的宏伟规划,以后要把披屋拆除,在后面的宅基地上再建上重。这个远景规划不但没有实现,连原有的房子倒塌后都没有重建了。我们三兄弟都不在老家居住,我们兄弟及侄辈们都有自己的房子,没有必要在老家建房,再说经济状况不到能建别墅的水平。祖宗的基业我们兄弟是保不住了。

老宅东与森二爹的房子相邻,西邻是一间空房,房主是老葛,不知是葛还是郭,姑且称老葛吧。老葛是崇阳人,解放前在我们上官仁庄做长工,土改时分到了这间房。土改前这间房是鼎三爹家的,他家的房子在中堂屋,一重六间。中堂屋方砖铺地,那时地坪全是土的,上官仁庄的房子惟此一间是方砖地坪,因他家解放前是地主。堂屋东有两间正房,最东的一间分给了老葛,靠中堂屋的一间是队里的堆谷的仓库。西边有三间正房,最西的分给了香爹家,鼎三爹的两个儿子邦兰和邦舜住在西边的两间正房里,一家一间,每家都有六、七口人,既是伙房又是卧室,几代人同居一室,拥挤不堪。大约在五十年代末或六十年代初老葛回了崇阳,所以这间房子就由生产队使用。斋公爹在里面住过,夏国平在里面住过,五七干校干部老佘也在里面住过。有时是空的。六十年代中期我父亲从老葛那里买下了这间房,因此在堂屋西侧有了两间正房。

解放前我家的老宅发过一次火。当时我父亲与上官仁庄的一些人在王铺塘开会,不知开的什么会。说现在会多,原来那时也有会开。听说我们庄发了火,大家出屋一看,估计是我家或森二爹家,因此我父亲和森二爹拼命往家里跑,冲在最前面,其他人跟在后面。跑到近前看清了是我家,森二爹心里的石头落了地,我父亲可惨了。幸好没伤着人,只是房子烧塌了。我小时候在楼上还看到过火烧过的痕迹。我们住的房子是大火烧过后我父亲重修过的。

二、西边的披屋

小时候我住在西边的披屋里。听说这间房子做过牛栏,这我没见过,但见过里面做过猪圈。我家曾养过一头母猪,在这间房关过。一窝小猪散窝后能卖百来元,是一笔巨大的收入。老辈人说关过牛的地方可以避邪,因此我大嫂临产前就来到这间房里,在这间可以避邪的房子里生下了我的大侄子大兵。后来我母亲住在这间房里,并在这间房里去世。

这间房子北面有一个小窗,两尺高尺半宽,窗上有一块木板窗门。屋上安了几块亮瓦,房间里很明亮。里面摆了一张床,老式的木床,我和我二哥的卧榻。还有一口大木箱和一个一人多高的大食柜,食柜上的门没有了,里面放杂物。后来我自己把食柜改成了书柜,安上了玻璃门,还上了油漆,很漂亮。改制的书柜中摆满了我的书,其中有我上学读过的课本,小学的课本都在,现在还在。

我会做木工,也会做油漆,还会缝纫,都是瞟学的。用废旧材料或较大的柴火做一些小凳子、冲担、扁担、小木箱之类的。没有工具只得用柴刀当斧头,烂风车上取下风轮芯锤扁后当凿子,还自制了锯子、刨子、五钻。姐夫是一个木匠,见我爱这一行,就给了我一些木工工具,一把小锯,一块寸半的刨铁,还有一把四分的凿子,一块磨石,四五十年后这些工具仍然在,他还教我如何磨刨铁,粗磨通身卷,细磨通身亮。参加工作后自制了一些工具,技艺也有很大的提高。结婚的家具很多都是我自己做的,木工油漆一条龙。这间披屋也是我的木工作坊。

房子里还有一张书桌,这张书桌是我姐夫做的,是我父亲为我二哥结婚准备的,但过十多年后我二哥结婚时并没有用这张桌,因为样式已经过时了,卖给木林了。

当初时兴雕刻毛主席像章,我二哥也乐于此道。找一块圆柱形硬木,将底面削平磨光,又从报纸上找一幅大小适合的毛主席版画像,贴在磨光面上,照着刻。没刻好磨掉重刻。刻好的像章沾上印泥盖在纸上如图章一般。书桌是他雕刻的工作台。二哥还喜欢练毛笔字,也在这书桌上练。

披屋里还有几个腌菜坛子,腌菜发酵后有气体逸出,不时听到清脆的气泡声。

三、全家的活动中心

堂屋西边第一间正房是我父母住的。在没买老葛的房子前,这间正房是卧室兼伙房,还是吃饭的地方。靠后安放一张简易老木床,杀猪凳作上床的踏凳,踏凳下放着一个尿罐,晚上起夜不出屋,吃喝拉撒全功能,是全家的活动中心。

前面靠窗是火炉,火炉中央吊着梭笼钩。梭笼钩是一种原始的机械装置。一根带钩的木棒,套在打通竹节的竹筒中,木棒上穿置一个卡子,叫做鸦雀尾巴,其实更象一条鱼。卡子用绳子连接竹筒,通过拨动卡子可以根据需要调节钩子的高低,用来吊烹饪的锅。也有铁制的,原理和形状一样,只是小巧耐用一些。武汉下放知识青年初来我地时,不知如何操作,想下不得下,几个人合力拉也拉不下来,古代人的智慧现代人一时半会还难以破解。

火炉一侧是苕窖,将苕种用谷壳藏在其中,来年备用。冬天全家人围着火炉烤火,有时还有邻居来我家烤火,说说笑笑,其乐融融。我小时候放牛时每天要挖一担柴蔸或砍一担柴火,有充足的柴火储备,不愁没烧的。火炉上方吊满了挂钩,腊月腌肉挂在上面薰。当时街面上几乎买不到肉,全家一年的肉食就靠腊月杀的一头猪,腌好薰干,一年吃上头。

腊肉是小农经济的产物。吃的自己种,穿的自己织,除了盐和一些小生活用品之外,大宗的生活资料几乎都是自给自足。当年腊肉是财富的标准,越多越说明富有。这个标准早就不同了,前十几年是小车,这几年变成了别墅,别墅才是富豪的标准。现在腊肉应该是愚味的标志,时至今日,商品经济已高度发达,不少人还是改不了薰制腊肉的习惯。腊肉既没有营养,吃了还会对身体有害,不知腌腊肉的陋习何日能够彻底改正。

没想到那些挂腊肉的钩子,有时还能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大跃进年代吃食堂,我们上官仁庄的食堂厨房在祖堂屋旁边的箱房里,祖堂屋是饭厅。摆了十来张方桌,老匾拆开的木板搭在土砖垒的墩子上就是凳子。这时老葛还在上官仁庄没回崇阳,记得他与我同坐在进门右边的第二桌,我坐下方,他坐东墙,吃饭前他嘴里嚼着从田里带来的一把新谷,他给我留下的印象的个子瘦小,嘴边全是谷浆。因为吃食堂,家家户户都不许开伙。家里开伙得有粮食和锅碗。那时大办钢铁,锅也被收去了很多,收去炼铁水,铁水没炼出来,炼出来的全是带铁蓝色的大砣砣,上面有很多气洞。铁水没炼成,锅却毁了。锅毁了倒是好事,没有锅家里就开不了伙。我家里留下了一口小吊锅,是汤锅。吃的粮食就不说了,队里不发粮,你就吃不成了。但干部们仍然经常去社员家里抄家,寻找没上交干净的粮食。那天知道干部要来抄家,妈妈把家里的两斤糯米放在小汤锅里,挂在火炉上面薰腊肉的挂钩上。大队书记吴志泽带着一群人来到我家,四处寻找粮食,楼上地下找了半天没找着,谁也不会想到会吊在挂腊肉的挂钩上,这是功能固定性给人们带来的思维障碍。妈妈在一旁忍不住笑了,指着小锅告诉了他们。正在火炉角里的柴火中翻找的吴志泽端来一把椅子,站在上面取下小锅,将里面的米倒走了。我在一旁心痛不已。要是我妈妈不告诉他们,他们别想找到了。我妈妈直诚老实胆子小。

食堂何时开始,何时结束,我不知道,那时我太小,只有三、四岁,只是那些往事深深印在我脑海里。起初大家一起进餐,到点后只须走进食堂饭厅,敝开肚皮吃,几乎就是共产主义了。后来不行了,定量了,大人每人一小钵子饭,小孩半钵子饭,拿回家里吃。我和我二哥领回了我们盼望已久的一小钵子饭,妈妈用筷子从中间划开分给我们,我挽着妈妈的手臂大声喊“妈妈划到底啊!”可见那时已经开始挨饿了。后来食堂散伙了,我家里在西屋的墙角里用泥砖砌了一个小灶,在里面用钵子蒸饭。妈妈把蒸好的钵子饭从锅里取出来放在灶沿上,分给我们吃。钵子是黑灰色的,圆柱形,上下一样大,实际应该叫缸子,跟化缘和尚手里拿的钵子一个样。我不明白,既然在家里开伙了,为什么还要蒸呢,用传统的方法煮不行吗?现在细想,可能是粮食不够,便于定量。我现在也是蒸饭吃,是为了定量,每餐吃的不多不少,控制热量,正好满足身体的需要,这是科学饮食。那时可不是为了正好满足身体的需要,而是限制饮食,平均分配,不让你吃了别人的粮。

这间正房在1968年修过一次。我家的房子是靠老葛的房子修建的,西边的墙是老墙,不知有多少年了,楼上的土砖墙约有三寸宽的裂缝,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不得不修了。这次修理主要是换这面墙,还把前面的一面墙向前移了约一米,与老葛的房子平齐了。原来我家的三间房正面是平齐的,修过后堂屋、东屋与西屋不齐了,父亲计划以后再将东屋前墙移出,使三间房子前墙成“几”字形,这种形制是我们这里房子常见的。可是父亲的这个计划没能实现。

四、凿壁偷粮

我家靠西的正房与老葛的房相邻,老葛的房与生产队的粮仓相邻。粮仓中堆满了稻谷,社员们每月到粮仓里领取粮食,粮食数量一是按人口分配,叫做基本口粮,二是按工分分配,体现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我家买下老葛的房子后,则我家的房子与生产队的粮食仓库仅一墙之隔了。墙是土砖墙,底下才有一两路青砖。不知是虫鼠将泥土砖缝爬开了,还是我父亲将砖缝凿开了,隔壁粮仓中的稻谷顺着缝隙慢慢地流进了我家。流过一、二十斤粮食后,粮仓中的粮食顶部就出现了一个凼。为了不使别人发现,分谷的日子我父亲早早来到仓库,第一个进到仓库,将稻谷堆上的凼扒平。

古有凿壁偷光,今有凿壁偷粮。前者值得后人效法,后者不得已而为之。

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吃是人的第一物质需要,碳水化合物是构成细胞最基础的原料,没有粮食就没有生命。偷盗虽说为人不齿,但与生命相比,名誉面子狗屁不值。当年全国大饥荒,大街上都不敢吃东西,一不小心就被人抢走了,饥饿的人敢于虎口夺食!抢犯变成了“抢饭”。即使被拳打脚踢,抢食者也会忍受疼痛不管不顾,而抓紧时间将抢来的食物尽快地咽进肚子。当年随处可见面色腊黄、浑身浮肿的人,我们的方言称为“浮肿病”,营养不良所致。不说饿殍遍地,当年的确饿死了不少人。

生产队分粮食时,父亲会用两个指头提着箩索,这样会使称出来的稻谷多出几斤。掌称的人这时的注意力在称上,不会注意到这个小动作。我父亲虽说没上过学,但却知道将地心对粮食的引力,通过自己的身体适量转移回地心,这是被饥饿逼出来的。现在想起来,这一个小小的动作技术含量比较高,必须用稳定的力量上提,提力不稳,会使称杆忽高忽低,会让掌称的人发现。我父亲用他的狡黠为我们争取了一匙半羹食物。为了全家的生存,父亲当了伟大的强盗!

稻谷将要成熟时,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饥饿的人们在月黑风高夜、更深人静时,带着镰刀和竹篮,去铰稻谷穗,回家搓下谷粒,在锅里焙干,作为保命的粮食。

进入廿一世纪后,国家不但免除了农业税,还按田亩数给予种田户补助。为了防止级级克扣,由省里将补助款直接打到农户的银行卡上。但当年是要缴公粮的,就是农业税,按生产队的田亩计算,是不给钱的。还要卖余粮,所谓的余粮,也是按田亩分摊,不管你有没有余的,是必须交的,给钱。计划经济时代必须这样做,不然就保证不了城镇居民的粮食供应。现在什么粮也不用交了,谁也不愁吃的,这得益于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科技就是生产力;还得益于市场经济,使市场空前繁荣,生活资料空前丰富。

当年秋收后生产队的社员成群结队,挑着稻谷去粮店缴纳。挑谷用箩筐,过磅后挑到仓库里。倒谷时不倒干净,剩下一、两斤或三、五斤,心粗胆大的剩下十来斤,带回家来。这叫做“打倒箩”,特殊时期产生的专用名词。打倒箩是公开的秘密,大家全都心照不宣,回家的路上你看看我的箩筐,我看看你的箩筐,互相欣赏对方的胜利成果。

五、东边的正房

东边的正房最明亮,前场来的光线直射进来,照亮了屋里的每一个角落。

一年秋天,妈妈在东屋用门板作案板,在上面裁剪衣服。那时有裁缝,裁缝有缝纫机。裁缝可以上门服务,连人带缝纫机每天一元五毛钱的工钱,徒弟不收工钱。

当年在生产队出工,收入好的生产队每天约两毛钱收入,差的队每天几分角把钱的收入。木工、瓦工、篾匠、裁缝等手艺人,每天一元五毛工钱,可以买11斤商品粮,称两斤计划肉。现在基本上看不到裁缝了,大家都是买衣服穿。进入廿一世纪,木匠、瓦匠每天不少于200元,他们的工资涨了一百三十三倍以上,可以买80斤米,称17斤肉。

当年请不起裁缝,添置新衣都是自己手工做,只有结婚时才请裁缝师傅上门做衣。我大哥结婚时就请裁缝来家做过衣。

东屋的墙角堆了一堆苕藤蔸。那时生产队挖苕时我们可以去淘苕和捡苕藤蔸,苕藤蔸用来喂猪,上面会有一些手指大小的小苕。妈妈做衣服,我在苕藤蔸上找小苕吃,吃得满嘴是泥。妈妈见我的样子笑了,我也得意地笑了。好吃是小孩子的天性,何况我们那时饿着肚子,找小苕吃不仅是好吃,主要是为了填饱肚子,是生存的需要。小苕与现在满街的垃圾食品比起来,倒是绿色健康食品。

我大哥住在东房。从六中毕业回乡后在生产队里当出纳,后来又参军了。复原后在茶庵小学当过一些时民办老师,被招工去了武钢。我大哥订婚了很多年,去参军前突击结婚,娶回了我的嫂嫂李早英。后来我二哥和二嫂孔林生也在东房结婚。

大哥在家当出纳时买了一部小说《前驱》,上下两册,我反复看了好多遍。这部小说不知现在还在没在大哥家里。《前驱》是描写北伐战争的一部小说,主人翁是一对恋人,湖南人,叫什么名字不记得了,男的叫什么廷伢子,时间太长了,快50年了,只记得小说的一个大概。男主人公参加叶挺的独立团,担任北伐战争的先遣部队,从广州一直打到武昌;女主人公在家乡参加湖南农民运动,后来又支援北伐战争。作者将这两位恋人置身于北伐战争和农民运动这一宏大的历史舞台之上,展现他们飞扬的青春,演绎了他们花样的年华。小说中有很多细腻的心理描写,在战争的空隙或工作的暇余,对恋人的思念之情感人至深。这是文革前的作品,文革中就不兴写这些了,也不敢写这些了。记得先遣团打下的第一座县城是攸县,战斗结束后已是黄昏,小说对战后攸县的黄昏进行了一段描写,写激战后的宁静,只记得写得很精彩,却不记得具体是怎样描写的了。小说中还有很多精彩的描写,如写久雨初晴的太阳,记不住原话,大意是这样的:连绵不断的阴雨下了几天,今天太阳终于撕破乌云钻了出来,把积攒了几天的光辉毫不保留投向了大地,大地如蒸似烤,热气腾腾……这一拟人的手法使我大受启发,特别是“积攒”一词用得生动,印入我的脑海。后来上初中写一篇作文时,正好需要描写阳春三月天气暴热,我就把这一描写引入了我的作文,并加上了我自己的语言:因为天气热,“水牛不顾青草的引诱,舒服地躺在水田里,任凭牧童鞭打也不愿起身”,受到贺治平老师大加赞赏,作文评讲时,简直就是作为环境描写的精典大加推崇。

贺治平老师中等个子,很壮实,浓黑的头发,大脸盘络腮胡,戴着近视眼镜,目光严峻很有威慑力。看脸型象一个粗人,看眼镜象一个文人,很有当今艺术家的风范,只是没有留长发扎小辫。上课时声音宏亮,语言犀利,课下却对学生和蔼可亲,经常和我们笑嘻嘻地说话。他很受学生的敬畏。他是一个聪明人,兴趣广泛,会拉手风琴。课余去他家玩时,见他的一个小本子上写满了歌曲,有的注明“治平曲”,我猜想是他写的曲子。我所在的二排是全校最乱的一个班,有很多陈胜、吴广式的人物,在他的调教下一个个变成了乖乖猫,班级在他的管理下逐步走上了正轨,才使我们学了一些知识。他是我最敬佩的老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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